丈夫对瘫痪妻子施行“安乐死” 判刑3年
《法制日报》袁长春徐静台建林
陕西农民何龙成为卧病在床15年、饱受病痛折磨的妻子徐桂琴选择了“安乐死”。鉴于徐桂琴自身多脏器功能已衰竭，最终导致死亡，所服用的“安乐死”药物对死亡虽有一定促进作用，但作用轻微，今年5月13日，法院一审判处何龙成有期徒刑3年。
近日，经过多方努力，记者见到了正在陕西省汉江监狱服刑的何龙成，回忆起“助妻安乐死”前后的种种波折，这个58岁的陕西汉子双手捂面，泪水从指缝间慢慢渗出……
女儿：“拉出去枪毙都可以”
2009年11月1日，妻子徐桂琴被类风湿病折磨得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何龙成本想用安眠药帮妻子减缓病痛。然而，看到瓶中最后的14粒安眠药，他下了一个决心，“我对得起她，也服侍了她十几年了。这一下子她就可以解脱了，也了结了全家人的痛苦。”
一个小时后，他回到家。妻子徐桂琴停止了呼吸，安详地躺在床上。他没来得及梳理过多的悲痛，而是马上联系亲友帮他来料理后事。
大女儿为母亲整理衣装时，发现母亲嘴中有白色液体流出，随即问父亲：“你给我妈吃了啥药？”面对质问，本也未想隐瞒的何龙成便一五一十地道出了真相。大女儿指着他大呼：“拉出去枪毙都可以！”
第二天，何龙成被公安机关带走。
他说：“我觉得没有做错”
由于此类丈夫药杀妻子的案件在汉中勉县尚属首例，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。在勘查过程中，检察官了解到徐桂琴长年卧病在床，鉴于死者自身有疾病，随即提出应尽快进行尸体解剖，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。
而不久后出炉的尸检报告结果则多少是让所有人有些意外：徐桂琴系自身疾病(类风湿病)所致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，生前所服用的安定药物对死亡具有一定促进作用，但作用轻微。
根据这一结果，检察机关发表了量刑建议，建议法院在3年以上4年以下有期徒刑范围内给被告人量刑。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，最终判处何龙成有期徒刑3年。
“我觉得没有做错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还是会这样做，正是爱一个人，才会这样做，尽管这样做是违法的。”面对记者，已经入狱的何龙成直言“不后悔”。
“安乐死”第一案被告人判无罪
1986年，一名身患绝症的病人夏素文住进了汉中市传染病医院。病人发病后，呻吟不止，痛苦不堪。儿女不忍母亲这样受苦，跪下求当时的负责医生蒲连升：“叫我妈早点儿走吧！”
蒲连升在处方上写下“家属要求安乐死”之后，为病人开了处方—————复方冬眠灵100毫克。夏素文死亡时间为凌晨5点，从注射药物到死亡经历了19个小时。
蒲连升没有想到，3个月后，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了他。1991年，汉中市人民法院宣判蒲连升无罪。检察机关不同意这个判决，提起抗诉。一年之后，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无罪。
“安乐死”游走法律道德边缘
“安乐死”一词源于希腊文，意思是“幸福地死亡”，是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，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。
上世纪50年代，一些国家开始尝试为“安乐死”立法。1976年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的《自然死亡法》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关于“安乐死”的法案。
1993年2月9日，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“安乐死”的法律，此后又放宽了“安乐死”合法化的尺度。
1996年5月25日，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《晚期病人权利法》，从而使“安乐死”在该地区合法化。但实施一年后，即被推倒。
正是因为“安乐死”本身就游走于道德与法理的边缘，所以关于“安乐死”的话题一直持续，却一直没有定论。尤其在中国，亲情、文化、伦理、道德与法律相互冲突———是看着亲人在痛苦中延续生命，还是随他意愿用外力助其结束生命？
“安乐死”合法化后是否会被滥用
事实上，“安乐死”并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事情，它所涵盖的法理以及技术方面的问题，同样显得十分棘手。
对于其法律后果，一直延续着两种争论：一方认为，“安乐死”不能阻止行为的违法性，仍构成刑法上的杀人罪，但处罚可以从轻；另一方则认为，“安乐死”虽然在形式上具备故意杀人罪的要件，但“安乐死”是在病人极度痛苦、不堪忍受的情况下提前结束其生命的医疗行为，而医疗行为是正常行为，因而不构成杀人罪。
有专家指出多重问题：一旦“安乐死”变得合法，怎么防止利用这一手段进行谋杀、逃避赡养、掩盖医疗事故等问题？实施过程中如何能做到合法，并保证有多重相互监督制约？为此，“安乐死”需要一整套完备、严密的法律体系来支持。
沈建飞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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